第一部至此暂告一段落，余下三部明年再见。
我思索根付在这里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正是在这些正统的房间里，查尔斯逐渐疏远了根付。查尔斯位于蒙梭街的房间尚未「学会彼此间的光影对谈」，这些光影早已被醒目的黄色扶手椅阻挡。这些房间是不同事物的堆积体，任人随意处置。
但我感觉查尔斯正日渐显赫，他被巴黎某位智者称为「奢华的查尔斯」。在这里触摸开始减少：你不敢从青铜底座拿起那些花瓶，并随心所欲的打量。查尔斯离世后，一名评论家形容这些房间的摆设是同类风格中的翘楚：「华丽，精巧同时带点冷漠」。
我很难想象打开玻璃陈列柜，单手伸进柜里，在爬行的牙雕幼犬和在木桶里洗澡的女子这两枚根付间盘旋犹豫不决，难以抉择的感觉。我不确定这种行为在新居是否适合。
1894年爆发了「德雷福斯事件」，其后十二年整个法国陷入动荡，并导致巴黎分裂。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参谋总部的犹太裔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证据是从废纸篓里找到的一张伪造的纸条。
虽然参谋总部很清楚证据是伪造的，但德雷福斯依然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他在一群怒吼着要处决他的群众面前撕掉军衔，街上公然贩卖断头台玩具，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送往魔鬼岛在单人监里服刑。
几乎在德雷福被判有罪的同时，要求重审的行动大规模展开，由此引发反犹太者激烈且极端的反对：民众认为犹太人企图推翻合理的正义。犹太人的爱国心遭受抨击：从支持德雷福斯的举动中，犹太人证明了犹太人身分才是他们第一优先考虑，法国充其量屈居第二。而依然是俄国公民的查尔斯及其兄长，便是典型的犹太人。
两年后证据指出另一名法国军官埃斯特拉吉少校（Esterhazy）才是伪证的幕后黑手，埃斯特拉吉在军事审判的第二天被判无罪，而德雷福斯则再次被判有罪，甚至虚构出更多的伪证支持这场骗局。尽管左拉藉刊登在1898年1月《曙光报》（L’Aurore）上的〈我控诉……！〉慷慨激昂地向总统陈情述冤，德雷福斯仍于1899年被带回法国，三度判处有罪。左拉则被判犯下诽谤罪逃往英国，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洗清冤屈。
该事件的余波导致社会分裂成同情德雷福斯，以及反对德雷福斯的两大阵营。友情生变，家族日渐疏远，犹太人和隐而不显的反犹太分子恒常聚会的沙龙也变得剑拔弩张。对查尔斯而言，巴黎已面目全非，他是被拒之门外的「上流人士」。
在巴黎，我时常出入档案馆，往来于旧宅与办公室，或流连博物馆之间。这一刻显得漫无目的，却在下一刻又过度期待。我正在展开一场追忆之旅，口袋里的根付是一只身带斑纹的狼。查尔斯的形象是如何交织成为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委实不可思议且难以察觉。
假设我的狼一定有首位拥有者，我希望是斯万──果决、受人喜爱且优雅。但我不希望查尔斯消失在资料来源和文学脚注里，查尔斯对我而言是如此真实，以致我担心在研究普鲁斯特时失去他；而我对普鲁斯特则涉入太深，以致无法视他的小说为美好年代的一首离合诗。「我的小说没有钥匙」，普鲁斯特一再重复道。
伊弗鲁西和斯万都是纨裤子弟，也都获颁荣誉军团勋章，他们的人生跨越日本主义，直达帝国主义新品味。两人都支持德雷福斯，都发现自己细心营造的生活因犹太身分而遭到撕裂。
这就是我心中的查尔斯，费尽心思向年轻朋友，向普鲁斯特介绍他的藏书及画作。他以敏锐的眼光忠实描述对雕刻物品的看法，赋予事物人间的生命。我能够理解，我第一次看莫里索的画作也是如此，我试着往后退几步，再往前走几步。由此我聆听马斯奈的乐曲，凝视萨逢里地毯，并且认定日本漆器值得思索良久。我逐一拿起查尔斯的根付，想象他如何挑选。而后我思及查尔斯的内敛，他属于巴黎这个花花世界，但从未放弃俄国公民身分，他始终拥有这片秘密腹地。
特里寇在1905年《美术报》上刊出的查尔斯·伊弗鲁西版画，附其讣闻
查尔斯的作品数量日减，但他对于《美术报》的工作依旧一丝不茍，他很清楚应该刊载什么：「绝不能延误，费尽心力在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处细节，永无止境追求完美」，而且乐于引荐新人作者。
路易丝已另结新欢，对方是西班牙王储阿方索（Alphonse），比路易丝小三十岁，性格懦弱。尽管如此，却是未来的国王。
20世纪初始，查尔斯迎来第一场堂兄弟在维也纳举办的婚礼。查尔斯从小就认识维克多·冯·伊弗鲁西，当时整个家族都住在一起，世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每晚计划搬去巴黎的计划。
查尔斯从巴黎为他们寄来了特别吸引眼球的尤物：一个黑色玻璃展示柜，内饰绿色天鹅绒层板，以及足以反射264件根付的六角镜面玻璃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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