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总理有个简单的解决方式：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奥地利。所有人，包括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生下的孩子，全都依序送上火车运到国外。想秘密留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将予以处死。
一九一八年，维也纳度过特别寒冷的冬天，沙龙角落的白瓷火炉是屋内唯一日夜有火的地方。其余的房间如餐厅、书房、卧室与存放根付的更衣室，都冷得要命。乙炔灯散发出有毒的气味。这年冬天，到处可见维也纳人去树林里砍取柴火。《新自由报》报导：「每户人家的窗子仅透出最微弱的光线，整座城市隐没在黑暗之中」。
战争开始时，伊弗鲁西大宅邸显得十分暴露，私人民宅四周环绕着公共空间。现在，和平似乎比战争更令人惊恐：不知是谁与谁在争斗，也不知是否将爆发革命。复员的士兵与战俘回到维也纳，带来俄国革命与柏林工人抗争的第一手信息。夜里有许多「自由的枪声」，零星的枪响。新的奥地利旗帜是红白红相间的颜色，但想聚众滋事的年轻人把中间的白色撕掉，将两片红色缝成一面红旗。
人口将近两百万的维也纳从拥有五千两百万臣民的帝国首都，一下子退缩为仅有六百万民众的小国首府，它当然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动。许多人怀疑奥地利是否能以独立国家的方式存活。存活不只是经济上，也是心理上的。奥地利似乎还无法面对国家消亡的现实。
「迦太基式的和平」──苛刻而带有惩罚性地被明文规定在一九一九年的〈圣日耳曼昂雷条约〉中，意味着帝国的解体。条约批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及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埃西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国家独立。伊斯特里亚脱离。特里亚斯德脱离。数座达尔马提亚岛屿被割让出去，奥匈帝国变成奥地利，一个长五百英里的国家。和约规定了惩罚性的赔偿内容，军队缩编为三万名志愿役，讲得难听点，维也纳成了一个身体萎缩的水脑症患者。
许多事物都变了，包括名称与住址。在时代精神下，所有帝国头衔都要废除，名字里不能再使用von（贵族姓氏），不能再有骑士、男爵、伯爵、侯爵、公爵等头衔。邮局与铁路局员工原本都能在职称前加上k&k（帝国的与皇室的），现在这些做法也被废止。当然，这里是奥地利，一个极为重视头衔的国家，帝国的头衔不能使用，其它的头衔便增加了。你可能一文不名，但你可以自称讲师、教授、枢密官、督学、商学士、校长。
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克朗的价值贬值得如此严重，以致于人们猜测新政府很可能会卖掉皇室收藏的艺术品，以购买粮食赈济饥饿的维也纳人。美泉宫「将卖给外国财团，改建成宫殿式赌场」。植物园将被「夷平，然后建造公寓」。
随着经济崩溃，「世界各地喧哗的人群聚集在维也纳，他们购买银行、工厂、珠宝、地毯、艺术品或房地产，而犹太人当然不会错过这场盛事。外国剥削者、骗子与伪造者涌入维也纳，成群的害人精也尾随进城」。这是一九二五年默片《悲伤的街道》（Die Freudlose Gasse）的背景。
战后数年，反犹太主义在维也纳越来越获得支持。当然，你可以听到抗议的回音，群众叫喊着要把「东方犹太人的黑死病」驱逐出去，而伊吉还记得他们总是嘲笑这些群众，正如他们嘲笑穿着自豪军服的年轻群众与穿着阿尔卑斯山农妇、农夫服装的奥地利人一样。这类游行越来越多。
你可以不谈论反犹太主义，但无法不听到反犹太主义。在维也纳，政治人物能说什么，似乎还存在着歧见。一九二二年一份作品的出版带来了考验，这是小说家与煽动者贝陶尔（Hugo Bettauer）的作品《没有犹太人的城市》（The City Without Jews）。在这部令人不安的小说里，贝陶尔讲述受战后贫穷折磨的维也纳与煽动家兴起的故事。这名煽动家是卡尔．鲁格博士的翻版，名叫卡尔．史维特菲格博士，他用简单的方式笼络民心：
「看看今日弱小的奥地利。报章杂志全掌握在谁的手里，舆论又是谁操控的？犹太人！谁从不幸的一九一四年以来就不断累积惊人的财富？犹太人！谁控制了庞大的金钱流通，谁坐在大银行的董事长桌子后面，谁是实际上所有产业的头子？犹太人！谁拥有我们的剧院？犹太人……」联邦总理有个简单的解决方式：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奥地利。所有人，包括非犹太人与犹太人通婚生下的孩子，全都依序送上火车运到国外。想秘密留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将予以处死。「下午一点钟，汽笛声显示最后一班运送犹太人的火车已经启程，六点钟，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宣布奥地利已无犹太人」。
这篇小说描写痛苦的家庭离散，绝望的火车站场景，一节节封闭车厢载着犹太人离开，场景令人不寒而栗，也对比出犹太人离开后的维也纳不再光鲜亮丽，反成为蒙尘的粗鄙落后之地。没有剧院，没有报纸，没有小道消息，没有时尚，没有金钱，直到维也纳终于邀请犹太人回来，景况才有所改变。
一九二五年，贝陶尔遭到一名年轻的纳粹党成员暗杀，奥地利国社党领袖为凶手辩护，使得国社党在分崩离析的维也纳政坛争取到声望。那年夏天，八十名年轻纳粹党份子攻击一家热闹的餐厅，大喊「犹太人滚出去！」
这段时期的悲惨，有部分是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据说如果一大早走过位于银行街的奥匈银行，你会听到印钞机不断印钞票的声音，此时你拿到的钞票上面的油墨恐怕还没干呢！有些银行家认为，或许我们应该换掉目前的货币，重新再来。先令于是受到讨论。
「整个冬日，面额归零的消息如雪花般从天而降。数十万，数百万，每一片雪花，上千片雪花，都在你手里化为乌有。」维也纳小说家褚威格（Stefan Zweig）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说《邮局女孩》（The Post-Office Girl）中写道：「金钱在你睡觉时融化消失，在你穿上鞋子（鞋根都已裂开）再次赶赴市场前飞逝无踪；你从未停止移动，但总是慢了一步。生活成了数学，又是加法，又是乘法，数字与数目的狂暴旋风，漩涡一把将你最后的财产卷入无底的黑色真空之中……。」
维克多看着自己的无底洞：苏格兰街办公室的保险箱放着成堆契据、债券与股票，这些都成了废纸。身为战败国的百姓，维克多在伦敦与巴黎的资产、建立了四十多年的账户、城市里的办公大楼，以及持有另一家伊弗鲁西公司的股份，全被协约国基于战后惩罚性和约予以充公。在布尔什维克的大火中，俄国的财富──存放在圣彼得堡的黄金、巴库油田的股票、敖德萨的铁路、银行与财产，全部化为乌有。这不只是可观的金钱损失，历经数代的攒积都因此彻底被消灭了。
从较私人的角度来说，一九一五年战火方殷，朱尔斯．伊弗鲁西（查尔斯的哥哥与伊弗鲁西山间别墅的所有人）去世。由于交战国的关系，朱尔斯原本承诺让维克多继承财产，此时只能改由法国的亲戚继承。于是帝国风格的家具没了，莫内画的河畔柳树也拱手让人。「可怜的妈妈，」伊丽莎白写道：「在瑞士度过的许多夜晚，如今只成追忆。」
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在战前，维克多拥有两千五百万克朗，在维也纳各地拥有数栋房子、伊弗鲁西大宅邸、「一百件历史悠久的画作」，此外每年还有数十万克朗的收入，相当于今日的四亿美元。现在即使他将大宅其中两层租出去，五万克朗的租金也无法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他当初决定不把钱汇到国外，显然是一场灾难。一九一七年，这位爱国的奥地利公民把大笔金钱投入于战债，最后血本无归。
这种失落感，这种未能保住祖产的打击，使得维克多受创至深。他是继承人，这是他继承的遗产，而他却失去这些遗产。他世界的每个部分接连吹熄灯号──他在在敖德萨、圣彼得堡、巴黎与伦敦的人生已然终了，只剩维也纳，他只能守着环城大道上患了水脑症的大宅邸。
艾咪、孩子与小鲁道夫并非真的陷入贫困。他们不需要变卖家产来换取粮食与燃料，但他们拥有的只剩这座大宅里的东西。根付依然收藏在更衣室的漆柜，安娜每次到更衣室梳妆台上更换花朵，总不忘为它们撢去尘埃。
墙上依然挂着高布尔花毯及荷兰十八世纪前大师的画作。法国家具光亮如昔，时钟上紧发条，灯芯也经适当修剪。塞夫尔餐具依然收藏在银器室旁的中式橱柜，一套套放在用亚麻布盖住的架上。镀金的餐具上印着双重Ｅ，而那艘意气风发扬帆前进的小船也安稳停泊在柜内。
庭院里还停了一辆汽车。但大宅里所有物体的生命似乎变得欠缺活力，这个世界经受了一场天翻地覆，一切物品变得异常沉重。所有东西都必须保留下来，甚至应该受到珍视，尽管在此之前它们不过是背景的装饰，是忙碌社交生活中无人正眼瞧过的虚矫外貌。原本没人在意的数量与大小，现在似乎都要精确地加以计算与测量。
也许是因为失去太多，才会觉得眼前事物更加珍贵而完整，这是怀旧情绪使然。我开始认为保留事物与失去事物两者并非截然二分。
维克多与艾咪保留了所有东西，所有财物，所有将抽屉塞得满满的物品，以及墙上挂得满满的画作，但他们却看不到未来的可能性，这是家逐渐没落的原因。维也纳被怀旧情绪牢牢纠缠，再厚重的橡木门都无法阻挡这股情绪入侵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