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是否难懂，你想知道，是吗？对，就是难懂。然而也未必。情人，很难懂，非常难懂，又如此之美”。——杜拉斯《物质生活》（La Vie matérielle,P.O.L.,1987,paris）
380天的呕心沥血圆了30年的梦，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将近5万字完全忠实原著，与我而言这应该是悼念和致敬杜拉斯最好的方式。毕竟情人的中文简繁体译本不下10部，其中忠实原著的译文很负责的说，没有。
从着手至结尾，阴郁沉重的氛围始终压抑我身，每每被窒息笼罩无法自拔。与此同时，伴随每一个，每一句，每一段如诗如歌的文字的大功告成，喜悦终究战胜了抑郁。暗夜如同雨季，无论多漫长，拨云见日，光明总会脱颖而出。
翻译过程中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这是一部感伤的小说吗？很想说这是一句废话，但话到一半嘎然而止。感伤毋庸置疑，情人是否属于小说无法定论。我尊重杜拉斯的意见：这是一部没有照片的写真集。
同样70岁，张爱玲写出了对照记，一件件悲伤的往事一笔带过，看似轻描淡写的背后隐藏几多哀愁，几多愤慨，几多无奈，几多孤寂，五味杂陈汇总成豁达，于是不朽。情人和对照记的相似之处在于轻描淡写，杜拉斯以文字构成写真，只点睛不画龙，一种相思，两处悲哀，共同点在于感伤。
与其说感伤，情人更像一部推理悬疑恐怖的自传。冷嘲热讽中暗藏对母亲哀其不幸，对大哥怒其不争，对中国人两者兼具，这些细心的读者不难领悟。对于小哥哥的死，则需用心体会，如能抽丝剥茧发觉真相，想必可以感觉到不寒而栗的毛骨悚然的震惊。
那栋蓝色的宅邸依然存在沙沥，托福电影前所未有的成功，蓝房子已经成为越南观光胜地兼历史遗迹，只是当地很少有人记得杜拉斯和她的中国情人。有好事者前去旅游，发现杜拉斯家与蓝房子步行只需10分钟，由此渡船初次相逢的“偶遇”完全说不通：
同在白人居住区，同样“著名”，区别在于一家是殖民地只手遮天的华裔豪门，一家是白人中罕见的穷困户。无法否定双方没有打过照面的可能性，但互相不认识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简而言之，在相互知根知底的前提下，渡船偶遇是精心策划的计谋，打扮怪异旨在守株待兔。家徒四壁，生活还要继续，唯一可以出卖的只有女儿的肉体。母亲和大哥对此心知肚明，杜拉斯也一样。立场导致爱恨情仇交杂难分难解，孰是孰非仁者见智。
于是从渡船“偶遇”那一刻开始，小女孩和中国人互相试探，话里有话，双方都不点明，各取所需。双方都自信并试图让对方也相信这只不过是一笔交易，结果却是爱情，与金钱毫无关系，单纯只是爱情，互相爱上对方，仅此而已。人生一世，草木春秋，恍然间他和她都在渐渐老去。偶一回眸，初恋时的点点滴滴化做难以言表的眷爱。莫失莫忘，堤岸闹市中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横街窄巷中再也无处寻觅曾经的欢爱，不妨一笑而过，一笔带过。
情人开篇甫始，杜拉斯即莫名其妙强调“再次重申，我15岁半”，难免有欲盖弥彰之嫌。1984年的杜拉斯并不知道中国人1972年早已死去，出于顾忌情人名誉的考虑，杜拉斯虚构了中国人的年龄和出身地。及至1991年杜拉斯确定中国人已死，终于放下所有顾虑，再次重返小说家身份，肆无忌惮写出了人类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杰作——华北情人。
根据华北情人和杜拉斯晚年访谈录看来，渡船偶遇时小女孩的年龄不超过14岁。同样幼女题材，和洛丽塔不同，情人中的小女孩和中国人的爱情没有引发任何关于乱伦的争议。爱情无关年龄，我相信每个思春期的少女如果有可能都希望自己也是杜拉斯笔下的小女孩，和意中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初恋往往痛快且注定没有结果，但不妨碍过程的刻骨铭心。人到中年，遍历世故，规矩的生活和生存的压力使得成长中许多自以为是伴随时光逐渐磨灭，唯有初恋永世难忘，唯有真爱永世不朽。脱离少女时代的天真浪漫，柴米油盐的家务之余，可曾想过我老于何时？我何时变老了？
情人中每每有不堪卒读，不忍下笔，乃至泪流满面的挑战人类情感底线的片段。作为译者男译女原本就是大忌，同样问题由于男人和女人切入视野不同，往往导致结果和结论也完全不同。一公升的泪译完后曾立誓不再破忌，前提是日译中。法译中不在誓言范围内，挑战20年后的自我修养和造诣，大伤元气的同时成果十分满意。正常人一生有5个20年差不多就是极品，据说这样的人不及千万分之一。余生短暂，时日有限，下定决心以身殉译，完成杜拉斯的两部情人，并且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流芳百世水准。译完情人大目标实现了一小半，译完华北情人方能瞑目。
最后有必要啰嗦几句不是废话的废话。首先原书名L’amant采用定格形式，直译为“特定的某个情人”而非单纯情人（amant）这样简单。鉴于中文没有完全一致的表达方式，只能割舍定格。其次amant一词汉语最准确的译名应该是爱人而非情人，爱和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鉴于五胡入华千年之久，汉文和中文早已交杂混淆不清，考虑到大多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被迫沿用情人作为书名。此非译者本意纯属不得已为之，特此声明。
壬寅重阳记于板桥德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