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是研究煽动和革命的专家，作为史学者，尤其是宋史学者很难称“家”。被黄袍加身由此导致杯酒释兵权，宋朝建立的基础不稳，夹在五代十国中间。
首先宋朝时不会分南北宋，那是后人的定义。其次无论开封还是杭州，宋朝皇帝都以明哲保身第一，周边什么情况皇帝最有数。放肆抬举太监也一样，因为太监无后。
金陵虽然风水上是宝地，但定都无异于找死。兵权更敏感，就是靠这个稀里糊涂起家的。宋朝之所以坚持以和为贵，因为历代皇帝都知道发家史。就像胡兰成总结的那句独一无二无比正确的废话：战难，和亦不易。
研究史学最大的致命伤在于都是仰视的角度，而皇帝是俯视的角度。简单说一个小作坊忽然变成大作坊，小老板变成大老板，他满脑子考虑的只能是偏安，否则岂不是找死？
岳家军的道理一样，守住底线即可，进攻意味着亡国。秦桧看透了，所以提出了折中方案，和汪精卫一样，只能是千古骂名的代名词，或者说吉祥物一样的存在。
苗刘的忠逆是角度问题，革命本质不变。和史学相比，革命更像哲学问题，这是革命最大的悲哀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