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瓶改成的台灯和杜拉斯的写作

钢琴上,有一盏中国花瓶改成的台灯,灯罩是绿色丝绸的,有四十年了吧——杜拉斯《副领事》(Le Vice-Consul,王东亮译)。

我的这个是在法国搂草打兔子顺带捎回来的,麻布灯罩,乾隆时的花瓶,一直准备当台灯用,一直没派上用场,于是闲置到现在。原本尘埃满罩,到手时已被清理的干干净净。现在又遍布尘埃,也可谓还朴归真。

《副领事》在杜拉斯文学生涯中占据极高地位:“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杜拉斯《写作》(Écrire,桂裕芳译)

爱屋及乌,杜拉斯有着浓厚的中国情节。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小她39岁的扬.安德烈亚看过根据《副领事》改编的电影印度之歌(India Song)后为之如痴如狂,初次拜望杜拉斯时,撑着一把中式油纸伞,修长身材很像那个在她心里埋藏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情人。5年后,成功戒除酒精中毒的杜拉斯写出流传千古的不朽名著《情人》。

杜拉斯的作品表面看似松散,用类似碎片的文字形成一种感觉,有很强的空间感,语言在这里变成了从画面上闪开的东西,这也是她在戏剧电影方面大有建树的原因。

杜拉斯的文字不断探寻写作的可能性,对法语来说是一大突破,因此被誉为“杜拉斯体”,在法语文学界独树一帜,占据一席之地。八十年代最早一批读者对杜拉斯的喜爱,想必是因为其作品独特的的叙述风格,主题不断重复,情节相对简单,故事非常沉痛,这种沧桑感每每令读者欲罢不能。

杜拉斯“半白人半印度支那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她在书写东方时的矛盾心理:“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东西方在玛格丽特的身上对峙,扭曲她的身体和灵魂。假如没有文字,没有赖以生存的创作,玛格丽特会被这种扭曲摧残致死”。正是通过不断重构殖民地童年记忆,去寻求、确证自己复杂多重的文化身份,解构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

壬寅新秋朔记于板桥德丸

投稿者:

明珠

明月在天,清辉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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