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完全腐朽的社会，一个人洁身自好，与大众背道而驰，到头来只会遭受曲折和失败。弱者必须满足强者的欲望，或者沦为强者邪恶的刀下之鬼”。
“要么消灭穷人，要么消灭穷困，但不要通过一些权宜之计来延续不公和压迫。尤其不要试图抛给那些正被劫掠的人微不足道的一小份舍施来弥补自己的严苛。美德不值得任何敬佩和感念，因为远没有反映出善的报应，美德从来仅限于服务那些宣扬美德的人的利益”。
“如果穷人屈服，或者徒劳尝试为自己的兄弟们斗争，那他只是被操纵，被欺骗，是被自己天性捉弄的麻木不仁的物体。他什么都不是，他必须铁了心努力厕身强者一边。被动接受自己特权的富人，也只是以物的方式存在。只有滥用权力使自己成为暴君、刽子手，才能成为大人物。只有玩世不恭才能从有利于自己的不公中受益，而不是迷失在仁爱的幻想中。如果所有人都是罪犯，那恶行的受害者在哪里？所以只能永远将穷人置于谬误与谎言的约束下”。
“谁能向你证明上帝喜欢秩序，喜欢道德？上帝不是一直在提供不公正和不合法的例证吗？把战争、瘟疫、饥荒送到人间，构造处处都是恶人的世界，难道这就是他极其喜欢行善的表现？既然上帝本人也只是以恶来行事，并且所作所为只有邪恶与腐败，意志只有罪恶与混乱，认为上帝讨厌恶人的证据又在哪里？况且使我们作恶的动机又来自何人，不正是上帝本人吗？
有什么理由说明上帝让我们具有或者给予我们这样那样的倾向，上帝对于有害或者有益的事情的标准为何?如果行恶是为上帝服务，我们又何必抗拒?又有什么权利竭力和摧毁恶德?为何要扼杀邪恶的声音?对待世间稍微多一点哲学家的态度，立即就能使一切恢复秩序，并且使法官和立法者们看到：他们严厉斥责和惩罚的罪恶通常是有益的，远远超过他们宣扬而自己并不实行且从来不给予报酬的美德”。
“内疚是虚幻的东西，无非是怯懦的心灵愚蠢的呻吟。人们只对不习惯做的事情产生内疚，经常做使自己产生内疚的事情，内疚会很快消失。用欲望的火炬和利益的强大规律反抗内疚，就能迅速驱散这种感觉。内疚并不证明罪过，只是表明一个容易被征服的灵魂。
假设有一个荒谬的命令阻止你走出这个房间，尽管可以肯定走出房间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但你走出房间时也会产生内疚。因此，并非只有犯罪才能使人产生内疚，假若你确实相信罪恶微不足道，并且相信是大自然总体来说必不可少的，就能很容易克服犯罪之后的悔恨，就像订出可笑的禁令不许走出房间，而出去之后立即就能扼杀心里产生的悔恨。
应该准确分析人们所谓的罪行究竟是什么，通常情况下，只是因为违背本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就被称之为犯罪。在法国被称为犯罪的事情，在两百法里之外就不是犯罪。地球上没有任何行为被真正普遍地认为是犯罪，没有一个在这里被认为是恶劣有罪的行为，在几千里之外不被看做是值得赞赏的，有道德的。一切都是舆论和地理位置的结果，所以强迫自己实施在别处只是邪恶的道德，和逃避在别处是高尚行为的罪恶都极其荒唐可笑。
现在我问你，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因为出于高兴或者利益，在法国犯下一桩在中国只是美德的罪行，我应该内疚吗？而为了在法国做一些在暹罗会被火刑处死的好事，我就要使自己非常不幸，极度难过吗？如果悔恨只是由于禁令残余的束缚，而并非因为某一行为让这种内疚保持在自己心中，这是明智的举动吗？不立即阻止这种内疚的人岂不是蠢货？
只要我们习惯于把产生悔恨的行为视若不见，只要我们对于地球上一切民族的风尚习俗深思熟虑加以研究，清楚得知该行为本来就无关紧要。经过这样的努力，无论是怎样的坏事，都可以尽可能周而复始，甚至可以做到比先前更恶劣，于是就形成了习惯。习惯和理性会摧毁内疚，灭绝这种无知与教育的结果的阴暗冲动。这时就会发觉既然没什么是真正罪恶，内疚纯属荒谬。尽管有必须克服的障碍，但不敢去做一切对我们有用，或者使我们愉悦的事情本身就是怯儒”。
“当超越一切之后，荣誉在我们眼中不过是一种偏见，无关痛痒。宗教只是空中楼阁，死亡无非是彻底寂灭。死在断头台上还是自己床上又有何区别?世界上有两种恶棍，一种拥有强大资产，信誉卓著，得以免遭悲惨结局；而另一种如果被抓住就难免一死。后一种人天生一无所有，如果他还有头脑，只会有一个愿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发财致富。倘若成功，拥有了想要的东西，一定很高兴；即使失败又有何遗憾？他本来就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所以法律对于所有恶徒都无效，因为打击不到有权有势的人，对那些不走运的人无法威慑，因为触犯法律充其量只是一死而已”。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世上的坏事就会少一些。但既然罪恶存在于世间，要么是奉上帝之命，如此上帝就是野蛮的存在物；要么是上帝没有能力制止罪恶，如此上帝的存在就是软弱无能。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邪恶的存在，所以必须对抗他的惩罚、蔑视他的法律。啊！无神论不是比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强很多吗”。
在《索多玛120天或放纵学校》没有被好事者从巴士底监狱的墙缝中发觉，并且没有卖给德国皮肤病专家之前的100年间（1904年以前），萨德匿名传世的著作只有《闺房哲学》和《贾斯汀美德的不幸》，也因为这两部史无前例的“非人类”作品，萨德的名字摇身一变成为性的精神病学（在当时属于神经病的一种）的专用术语——虐待狂（sadism）。
贾斯汀一书简称《美德的不幸》，最初是在巴士底狱期间草就的短篇，后来演变成长篇，最终扩张成砖头厚的巨著。单论哲学性，萨德长篇作品中页数最少的《闺房哲学》占据压倒性优势。综合哲学性和文学性而言，《贾斯汀美德的不幸》仅次于被拿破仑点名处死作者，也即萨德的另一部巨著——《朱丽叶恶德的荣耀》，每天挤出时间同时看这三本书，很快就会发现萨德的伟大，前提是读者还没被看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