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儿辈，来听我说”，看到这句话，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西游记。实际上，这是道光十二年马六甲刊圣书袖珍的开篇。如果没有意外，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部白话圣经节选本。
圣书袖珍：道光十二年马六甲刊本，已知存世中文圣经最早节选本
基督教将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合称圣经，所谓圣经，是基督（天主）教、新（基督）教、东正教共同信奉的经典。早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即开始尝试将旧约经典节译成中文。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教士更是怀抱殉教的觉悟，前来东方布道，顺便普及西洋当时所谓的先进科学。
旧约全书三十九卷：同治三年拼合铅字排印本
铜版新约全书二十七卷：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圣约会排印本
遗憾的是，节译的旧约经典因为枯涩艰深，难以宣讲，勿论流传。朝廷代表政府，对此也表现出高度警惕。第一次文化侵略就这么无疾而终。天主终究没有发扬光大，反倒是传教带来的副产品玻璃、怀表、挂钟、眼镜，乃至大炮，因为政治和生活需求，从此在中国大地扎根牢固。
轻世金书便览四卷：道光二十八年天主堂刊本，成书约在崇祯末
乾隆末嘉庆初，持续百年的盛世呈现衰落征兆。敏锐、虔诚的欧洲各教会，凭借错综发达的情报网络，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一“天赐良机”。福音遍布神州的假想令教士们激动万分，义无反顾的殉教的时刻，到来如此突然又自然。嘉庆十二（1807）年，马礼逊（Rober tMorrison）受伦敦会派遣到达广州，第二次文化侵略由此拉开帷幕。
十字宠勋：设色巨幅版画
接受第一次文化侵略因语言翻译造成严重失败的教训，这次来华前，传教士们都完成了艰苦的汉语修习工作。他们和中国读书人同样精通四书五经，对经史子集的掌握也极为熟练。如此一来，踏入中土只要拿出几个月时间熟悉一下当地方言，通俗化的初步就大功告成。
土话指南上下卷：光绪十五年铅字排印本，中法文对照，中西合璧标本
嘉庆十八（1813）年，伦敦会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抵澳门，成为第二位来华传教士。精通中文的米怜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就熟练掌握了粤语。为解决清廷严禁传教及禁印中文福音刊物的法令，马礼逊派米怜到南洋（马来半岛）考察，寻觅适合地点作为传教基地。七个月后米怜返回，二人商讨后，均认为马六甲是设立传教基地最理想的地点。
南洋刊基督教书六种：道光间南洋刊本，其中四种为首次面世
嘉庆二十（1815）年，米怜携眷前往马六甲，同行者还有马礼逊推荐的刻板匠梁发。米怜在马六甲开设印刷所，梁发负责印刷中文圣经、布道册及福音书，版刻有瘦体及写刻体两种，均与同时中国刻本无异。受产地影响，所用纸张质地同越南刊本，惟颜色偏深黄，不似越南纸灰白，当地侨民称之为“山贝纸”。
耶稣之宝训：道光十六年新加坡坚夏书院刊本
无论米怜和梁发，其时都不可能预料到，20年后落地秀才洪秀全受这些南洋刊基督教布道册影响，创立拜上帝会，揭竿而起，乃至建立太平天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头等大事。
麦氏三字经注：影响洪秀全的布道册
嘉庆二十三（1818）年，马礼逊与米怜共同筹办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 ChineseCollege）。从1818年创立至1843年迁往香港，在马六甲历时25年。前后七任校长依次为米怜、宏富礼（James Humphrey）、高大卫（David Collie）、修德（SamuelKidd）、汤雅各（Jacob Tomlin）、伊云士（John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
耶稣圣教祷告文：咸丰四年香港圣保罗书院刊本
其时中国乾嘉学派方兴未艾，英华书院七任校长皆为汉学大家，属于乾嘉派洋学者。七人皆精通考证。钻研经典的结果，发明（或借鉴）了“圣书”、“上帝”、“神”、“礼拜”、“洗礼”等新词汇，乃至“以牙还牙”等新成语。语言革新对后世究竟属造福还是贻害目下暂无结论，但基督教由此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出麦西传注释四十章：咸丰元年香港拼合字摆印本，后世译名出埃及纪
道光三（1823）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马礼逊和米怜合译的足本中文圣经《神天圣书》。旧约部分名《神天上帝启示旧遗诏书》，分为17 册；新约名《神天上帝启示新遗诏圣书》，分为4 册，皆为线装木刻。几乎同时，英国传教士马希曼（JoshuaMar shman）和拉沙（Joannes Lassar）历时十六年翻译的圣经足本也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此本采用西洋装帧，活字排印，因内容艰涩，未能流行。马礼逊译本因为语言生动，文字浅显，被来华传教士广泛采用。
先知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道光间马六甲刊本，神天圣书卷十四
接下来将近百年间，各方传教士围绕圣经如何“忠于原文”争论不休：世界首位以拉丁文翻译论语的意大利汉学家晁德莅（(Angelo Zottoli），以及历时25年，独力将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的英国汉学家理雅格（James Legge）等人“坚持文字上的准确”。
敬礼若瑟月三卷：晁德莅著作
而中国历史上惟一担任过知县（定海）官职的外国人，太平天国的宗教顾问，港英政府首席翻译德国汉学家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又名郭士腊、郭士立），以及在巨著孟子本义官话中，以将近7600字梳理分析中国古籍中“上帝”一词的德国汉学家安保罗(PaulKranze)等人则“重视意义上的准确”。
孟子本义官话七篇：安保罗著作
“忠实原文”的争论尚未结束，又值十九世纪中期同光中兴，国力增强，民智大开，一贯只有读书人掌握的传统文言逐渐跟不上时代发展，较通俗的浅文言开始流行中国。圣经译者亦与时俱进，迅速出版浅文言节译本满足大众需要。
清末民初浅文言传教册六种
浅文言节译本虽受欢迎，但好景不长，全译尚未完成，时代又发生了巨变。十九世纪末光绪初期，朝廷和全国90%的地区开始通用白话，又称官话，即今天的普通话。福音传播又遇到新挑战，官话译本圣经的出版迫在眉睫。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率先以“北京官话”翻译新约全书；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始人，美国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Schereschewsky）又依照“丁韪良官话”翻译了旧约全书。英国圣公会将丁、施译本合印，即是沿用至今的《官话和合本》（简称和合本）的前身。
清末民初白话传教册三种
《官话和合本》的出版，无疑为圣经普及带来极大便利。但出于“忠实原文”展开的文字和意义准确性的争论依然未能平息。当时市面流行的几十种全译和节译本圣经，“主”、“圣”、“神”、“上帝”等神学观点的分歧无法统一，教会和信徒都需要一部统一称呼的标准圣经。
旧约全书单行本三种
新约全书白话单行本四种
光绪十六（1890）年，圣书各会派出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经过漫长的求同存异的讨论，终于通过了圣经译本为文言、浅文理和官话三种的统一标准，并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审订。浅文理本最早完成。文言本则困难重重，1906年后方定稿。其后浅文理与文言两翻译小组合并，截至1918年终于出版《文理译本全书》。《官话和合本》更是一波三折，由于推选译员的争议，直至1906年才翻译完成新约，1919年旧约完成，正式易名《国语和合本》。截至流行全中国，时光已飞逝至20年代中期以后。
官话圣书注释旧约二卷（和合本）
道光二十三（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传教士几乎同时来到江苏省松江府，开始寻找修建教堂的合适地点。从华亭县一路至东华里、董家渡、黄埔码头，法国人终于圈定了理想中的“传教宝地”。当时其地范围包括上海、奉贤、宝山、青浦等数个小县城，大概是出于发音方便的考虑，法国人在最初的档案中只记录了“上海”一个地名。
上海教堂调查实录：中法双语道林纸稿本
同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1ter Henry Medhurst)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用牛车运来西方先进印刷设备，一时传为奇谈。道光二十五（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宁波，定名“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华指中国；花指花旗国，即美国。咸丰十（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因经营不善，迁往地皮廉价的上海，改名美华书馆。此后大批欧美传教士络绎而来，上海逐渐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心，对西学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地球说略：同治十年上海美华书馆拼合字印本，首次面世
天道溯源三卷：咸丰四年明长老会活字摆印本，不见著录
伴随殖民地，洋人带来了众生平等、自由民主的新思想；解剖、注射等新式医学；石印、铅字等最新出版技术；以及为吸引民众信教修建的博物馆、商店、学校等新奇建筑。与此同时，圈地势必引发强拆，赶走世代生存的农民，在其故地修建商场，转租给流民，以租金盈利修建教堂、学校，普及西洋文化和科学这一系列举动的功过，只能留待后世评价。
叶大烜呈上海天主堂大司铎名片：内容关于参观徐家汇博物馆
传教士圈地的恶果，首先表现在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难民。有压迫势必就有反抗，失去土地，对于流离失所的农民而言，破坏和洗掠教堂几乎成为饮食男女之外的第四件人生大事。朝廷虽三番五次严令严惩，无奈地方官深知百姓各种艰难坎坷，不到万不得已，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洋人告状，衙门只管装死。
主教大人呈文：内容关于洋主教圈地收租
咸丰十（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并大获全胜后，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地位愈加尊贵，权威性甚至直逼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小小县令更是惹不起兵强炮厉的洋教士，人性开始偏向欺软怕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传统道德不复存在。很长时间内，各地县令面对教民与农民的各种琐细官司，判案的惟一标准就是教民胜出。
丰县教案呈文：内容关于洋主教针对民众砸毁教堂的索赔
对于基督教，中国农民原本并无强烈的痛恨和热爱，既不信仰，也不反对。简而言之，只要传教活动不涉及自己的资产和老婆，一切悉听尊便。遗憾在于，圈地运动愈发猖狂的同时，欺行霸市，勾引乃至强奸民女的恶行也层出不穷。地方官选择性对洋人闭了眼，农民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于是引发了至今说法不一，争论不休的庚子国变，或者称义和团运动。
乱世春秋：光绪二十六年稿本，记庚子国变及义和团乱事，不见著录
光绪二十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再次大获全胜后，洋人在华的地位已超出一般官僚，教民的地位也远高于农民。考虑到更方便、迅速的传教，洋人开始研究在中国土地上修建铁路。火车虽然从后世角度看来便利巨大，但对于当时农民而言，因此丧失家园无疑是空前的灾难。中国农民不接受毁灭家园基础上发展的所谓现代文明，抗争在所难免。
斯密亚丹原富五集：光绪二十八年南洋公学刊本，凡例称：“凡一群生事之所需，皆於其民力所出”。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0四年间，德国在青岛与济南间修建了一条贯通山东腹地的胶济铁路。盛产红高粱的高密，因为胶济铁路和青岛连接起来。德国人在勘探和植标过程中，勾结官府低价收买农田，逼迫农民迁坟移舍。高密更为修铁路阻塞水路，大水漫田，贻害无穷。
胶济各站平面图
野蛮强拆，酿成高密抗德拆铁路风潮。巧合的是，抗德领导人也叫孙文，抗德队伍迅速扩大，风潮波及周边108村。至山东巡抚袁世凯率领北洋新军前来镇压时，铁路工程被迫停工已近一年。20年后，同样因为胶济铁路，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虽然这时期斗争的口号已经从爱家转移到爱国，但无论农民还是学生，对于主权的坚持并无分歧。
袁世凯奏高密民人阻修铁路情形并进呈签定铁路章程摺（选自修建胶济铁路档案，山东省长沈铭昌手稿本）
又过了100年，高密人莫言根据自幼听到的口口相传的抗德故事，改编成长篇小说《檀香刑》，主人公孙丙的原型正是孙文。
历代地球图：光绪二十四年广学会手工设色本，未经出版
这期间，虽然传教的本意已逐渐变质，但感谢上帝，外语、地球、公法、军事等各种新式学说及科学技术，终于缓慢的基本普及了中国大地。
